⑤ 参见关宝英：《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法律理念探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
事实上，话语常起到宣泄和认知两个作用……个人言论的宣泄内容常常是整个试图传播的信息中更重要的部分。国旗及区旗象征了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这种象征意义足够重要从而可以被认为是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
这种区分方式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区分方式存在相似性。而高举残缺肮脏的国旗即表示相反的观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使用的表述是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按照通常含义，这一权利的行使应当以语言、文字作为载体，更多强调了思想与观点的充分传播和交换。犯罪嫌疑人经初审被定罪，高等法院上诉庭推翻了定罪，终审法院接受政府上诉。但是该限制必须为法律所规定且必须为：（1）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所必要。
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司法审查的天平更多地倾向于权利保护。根据第一修正案的文字与立法原意，其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并不能约束州政府。即使在德国，人们对基本义务的理论依据也提出了种种批评。
他认为，耶利内克的理论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的问题。[82]（2）对于国家和公民来说，基本义务将宪法中的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连接在一起。④纪律罚主要是针对处于特别权力关系中的公职人员，包括警告、财产损失以及一些特定的纪律手段。⑤特别行政法上的制裁，比如州的学校法规定，对不履行基本法第7条第4款的义务的私立学校撤回其办学许可。
再比如纳税义务对顾客构成负担，因为税提高了商品价格。当然，到底从哪些词中可以推导出基本义务？Schmidt认为，这要看公民违反该义务的行为是否构成违宪或者会否招致宪法制裁（丧失基本权利）。
[73]同时，基本义务不是针对特定基本权利的，而是涉及多个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什么是公民？通说认为公民就是享有一国国籍的人。个人对公共福利（Gemeinwohl）负有无限的义务，福斯特霍夫（Ernst Forsthoff）称之为义务的总体方针（das totalit?re Programm der Pflicht）。比如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财产的社会义务或者从社会国原则中得出的连带义务。
[33]其次，纳粹时期还提出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理论。在自由法律体系中，权利和义务、公民和国家、个人和集体是相互独立和对抗的。议会委员会的发言人曼戈尔德（Hermann von Mangold）简明扼要地指出，基本权利构成个人在国家中地位的前提，个人的基本义务也是一样。[22] 基本义务正式见于1795年8月22日法国宪法的《人与公民权利和义务宣言》，[23]当时规定了四个基本义务：服从法律的义务、纳税义务、财产牺牲义务和服兵役义务。
对于不作为义务，比如和平义务，同样不依赖民法和刑法的规定，民法、刑法的规定仅仅在制裁违反不作为义务的行为时才有必要。这又恰恰反映了宪法上的基本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区别。
反之，纳税义务就不是国家的一种道德预期，因为它必须通过法律来贯彻。德国学者所提出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之间的非对称关系的思考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人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是通过权利、义务来确定的，在民主国家，权利、义务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义务是为了强调社会因素，基本义务的功能是作为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有的是被解释成道德义务，比如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第1句的财产义务。有些义务明确地称为道德义务，比如魏玛宪法第163条第1款的劳动义务。在功能上，基本义务在现代国家是保护自由、生命和财产的前提条件。[87]由此可见，德国学者对于基本义务的理论基础并未达成共识。这是针对违反和平义务的，同时也对立法者提出了制裁违反该义务行为的义务。
[61]父母的义务并非对父母权利的外在限制，而是说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29]魏玛宪法的最主要意义是首次承认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义务，特别是财产和土地的社会义务、对无补偿的征收的容忍义务和劳动义务。
[84]对于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的观点，由于社会国原则的内涵不够明确，更多是一种国家目标规定（Staatszielbestimmung）。所以，市民要求个人的自由和国家的不干涉，尤其是经济活动上的自主，强调政治（国家）领域与经济（社会）领域的区隔。
鉴于公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基本义务构建了集体生活的规则样板。[91]共和主义公民观就是要恢复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的道德成分，强调公民身份的公共性质。
为此，有必要为基本义务寻找一条新的论证思路，而这条新的论证思路的核心就在于对作为基本义务的主体的公民身份的理解。[63]虽然基本义务在内涵上与主动地位的基本权利相关，但在法律结构上则与社会基本权类似，是一种宪法方针条款，即基本义务不能像基本权利一样具有直接效力，必须通过法律的转化，行政机关不能直接依据基本义务来做出有效力的命令。这种市民主义的公民观导致权利成为公民身份的象征，从18世纪的自由权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民的公共属性的减弱，即过分强调公民个人享有的权利而忽视公民对共同体或国家应尽的义务，从而使国家内部产生了离心力，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从结合变成了区隔。（3）宪法即使规定了基本义务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基本义务仍然要靠法律来实现，既然如此，义务由法律来规定就可以了。
他认为一些法律义务也拥有基本的实质，比如作证义务，虽然基本法上没有规定，但它对程序法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内在义务取消了个人的私人属性。
霍夫曼（Hasso Hofmann）认为，个人的社会性以及服从合宪法律的义务在宪法上的理由是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对等原则以及基本法第3条规定的一般平等原则。比如施托贝尔就认为，基本义务属于宪法的结构原则。
[89]所以，在古希腊或者古典公民观中，公民与城邦是结合的关系，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不该认为公民拥有其自身，因为所有的人都属于城邦，每个人都只是城邦的一部分。尽管所有的刑罚都可以被视为对不履行服从法律的基本义务的制裁，但是刑法上仍然存在着针对违反单个基本义务的制裁。
根据他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先于宪法，国家权力对应个人的义务。因为国家权力要以统治的可能性为基础，而统治要想变得可能就要对第三人提出行为要求并辅之以制裁的威胁，这就是在为受众设定义务。[65]基本义务通过法律来实施还具有另一个意义，即表明了基本义务的有限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说基本义务的主体是公民，但是否仅限于公民？施密特认为，基本义务主体的更准确表述是基本权利的享有者（Grundrechtstr?ger），即除了公民外，还包括私法人和某些公法人，前者如私法人要承担纳税义务，后者如《巴伐利亚州宪法》第111a条规定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真实义务。
义务能力原则上与权利能力是相关的，义务履行能力则取决于年龄。因为个人的生命只有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才有意义。
[40]与古斯不同，施托贝尔并不认为国家能够设定潜在无限的义务，他认为，自由原则上是无限的，而服从国家原则上是有限的。这就为服从法律的义务奠定了实质的基础。
（2）基本义务是来源于社会国原则。从德国基本义务发展的历史来看，宪法上有无规定基本义务与是否重视基本权利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主要还是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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